Фото: Alexander Manzyuk / Reuters
Although switching to the F‑controller made the system somewhat more compact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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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，高铭暄第三次接到参与刑法立法工作的通知，新中国首部刑法第三次上马。回到中国人民大学，高铭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资料。被下放劳动前，高铭暄把参与立法工作的相关资料交给学校的保密资料室保管，那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。这套资料在“文革”期间被烧毁。“这给我打击比较大，因为那些资料是我多少年的心血。我从1954年开始参与刑法的起草工作，到1963年10月9日拿出第33稿。也就是说，9年的心血。特别是那些收集来的意见，老实说，有的意见我还没有全部看完。我当时留着，想等以后研究再看。一大厚本，一大厚本，这个东西丢了是不可挽回的。”高铭暄回忆这段往事时，仍充满遗憾，“不如我自己管，至少我家还没被抄。”
两个框架的补偿机制，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，更多细节参见新收录的资料